前面我发过一篇AI妙用：让枯燥变有趣，阅读不再难，现在这篇文章是使用Google的AI———Gemini 2.5 Pro，下的咒语是
请用大白话重写我发你的文章，马伯庸风格。
之后喂给AI《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效果非常好，定能让你上瘾的读懂这本书，下面是正文。
1
话说当年在洛杉矶，某知名酒店供职，干着那份跑腿卖力的泊车行当。别看只是迎来送往，迎来送往，这人来人往，见识的多了，也算是一扇窥视人性的窗口。
就说那位常来的科技大佬，那可真真是个人物。当年在校园里，就能设计出Wi-Fi路由器的关键组件，还能把它变成白纸黑字的专利，此等才华，啧啧。毕业之后更是如有神助，开公司，卖公司，一路高歌猛进，活脱脱一个“硅谷传奇”。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人生赢家”。
只是，这人啊，一但有了钱，就容易跑偏。这位大佬对待金钱的态度，甚是奇妙，我只能勉强用“缺爱的富二代+熊孩子”来形容。他把金钱视若玩物，又带着暴发户式的炫耀，活像《儒林外史》里中了举的范进，恨不得满世界昭告自己“喜当爹”……哦不，“喜当富”。
他那钱，可不是钱包里几张银行卡，而是货真价实的现金，一叠叠百元大钞，揣在兜里鼓鼓囊囊，足有几厘米厚。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似的，逢人便亮出来，也不管人家想不想看，硬往人手里塞，非要让人摸一摸，感受一下那份“成功”的重量。喝高了更是不得了，语无伦次地吹嘘自己的财富，话题转换之生硬，令人叹为观止，颇有当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的风采。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某日，这位大佬心血来潮，直接甩给旁边一位同事几千美金，吩咐道：“去，去街角的珠宝店，给本座买几个价值一千刀的金币来！”
一小时后，金币到手。大佬呼朋唤友，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海边码头，对着那波光粼粼的太平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他们，竟然开始往海里扔金币，像打水漂一样！一边扔，一边发出魔性的笑声，比谁扔得更远，比谁的水花更大。此情此景，活脱脱《红楼梦》里贾宝玉烧扇子的现代翻版，只是宝二爷烧的是怡红院的女儿们辛苦绣出来的扇子，这位爷扔的是货真价实的金币，这其中的差别，细思恐极。
再过了几天，这位大佬在酒店餐厅里喝多了，一不小心，把人家一盏价值五百美元的落地灯给砸了。 经理过来客客气气地说，您得赔偿一下。
大佬闻言，勃然大怒，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区区五百美元？！”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砖头一样的现金，狠狠地砸在经理脸上，豪气冲天地说道：“这里是五千美元！滚出我的视线！以后再敢这样羞辱我，仔细你的皮！”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想，这种挥金如土、视钱财如粪土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 答案是——并！不！长！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科技大佬，最终还是破产了，应了那句老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说回到这本书，其实啊，核心观点很简单：一个人在金钱方面能否成功，跟有多聪明没太大关系，关键在于你的行为方式。而行为这东西，学问大了，甚至连那些自诩聪明的家伙，都未必能搞明白，更别说掌握了。
一个智商爆表，但情绪失控的天才，照样会变成金融界的灾难。反之，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没啥金融知识，但只要掌握了几项与智商无关的“行为技能”，也能闷声发大财。
比如这位，我最喜欢的维基百科词条，是这样开头的：“罗纳德·詹姆斯·里德是一位美国慈善家、投资人、清洁工和加油站服务员。”
清洁工？加油站服务员？
罗纳德·里德，出生于佛蒙特州某偏远乡村，学历不高，却是家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每天都要搭便车才能去学校，可谓是“苦其心志”。
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罗纳德·里德的人生实在乏善可陈，简直是低调到了极致。
里德在加油站修了25年的汽车，然后在彭尼百货扫了17年的地，这人生轨迹，实在说不上什么精彩。他在38岁时，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栋两居室的小房子，一直住了下去。50岁那年，他成了鳏夫，之后便一直单身。据他的朋友回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劈柴。嗯，很硬核。
2014年，里德去世了，享年92岁。这位不起眼的乡村清洁工，居然登上了国际新闻的头条。
2014年，美国有2813503人离世。其中，去世时净资产超过800万美元的人，不到4000人。罗纳德·里德，正是这四千分之一。
在遗嘱中，这位前清洁工将200万美元留给了他的继子女，另外将600多万美元，慷慨地捐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
这下可把认识他的人都给搞懵了。他，他，他哪来这么多钱？
事实上，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惊天秘密。既没有中彩票，也没有继承什么巨额遗产。里德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节俭，将省下来的钱，统统投入到蓝筹股中。然后，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几十年如一日，任凭那微薄的储蓄，在复利效应的加持下，滚雪球般地增长到超过800万美元。
如此而已，从清洁工到慈善家，这剧本，简直比爽文还爽文。
就在罗纳德·里德去世的前几个月，另一位名叫理查德的男人，也成了新闻人物。
理查德·富斯科内，与罗纳德·里德截然相反。哈佛毕业，手握MBA，曾是美林证券的高管，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早早退休，成了一名慈善家。前美林证券CEO更是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极具商业头脑、领导才能、判断力，而且拥有正直的品格”。《克莱恩商业杂志》也曾将他评选为“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可谓是前途无量。
然而，就像那位往海里扔金币的科技大佬一样，富斯科内的人生，也上演了一出“眼看他楼塌了”的悲剧。
在21世纪初的那几年，富斯科内大举借债，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扩建了一栋面积高达18000平方英尺的豪宅。这座豪宅拥有11个浴室、两部电梯、两个游泳池、七个车库，每月的维护费用，高达9万美元。这简直是古代帝王的配置啊！
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危机，几乎席卷了所有人的财富，但它对富斯科内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高额的债务，加上那些变现困难的资产，使得他彻底破产。据说，他在2008年曾对一位破产法官说：“我现在没有任何收入。”
首先，他在棕榈滩的豪宅被银行收走了。
2014年，轮到了他在格林威治的那栋超级豪宅。
就在罗纳德·里德将自己的巨额财富捐赠给慈善机构的五个月前，理查德·富斯科内的豪宅——据说客人们回忆起在豪宅室内游泳池上用透明玻璃铺成的地板上用餐、跳舞的情景时，都感到无比刺激——在一场拍卖会上被拍卖，成交价仅为保险公司评估价值的四分之一。
罗纳德·里德，胜在耐心；理查德·富斯科内，输在贪婪。胜败之间，竟与学历高低、经验多寡无关，委实令人唏嘘不已。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像罗纳德·里德那样，少些理查德·富斯科内的毛病。当然了，这只是泛泛而谈，更深入的道理，还在后头。
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种故事在金融圈里，简直是独一份。
你想想，在哪个行业里，一个没学历，没培训，没背景，没经验，没人脉的“五无人士”，能轻松碾压那些拥有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培训、最好的人脉的“三好学生”？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第二个来。
你没法想象一个叫罗纳德·里德的人，能比哈佛毕业的医生，更好地做心脏移植手术；也没法想象他能设计出比顶级建筑师更牛逼的摩天大楼；更没法想象他能战胜世界一流的核物理工程师。
但是，这种逆袭的故事，在投资领域，那可是家常便饭。
罗纳德·里德能与理查德·富斯科内“共存”，无非有两种解释。一， 金融的最终结果，主要看运气，智商和努力，反而影响不大。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我会细细分析。二，（也是我个人更倾向的），金融成功，不是一门硬科学，而是一门软技能，你的行为模式，远比你知道多少知识更重要。
我把这种软技能，称之为“金钱心理学”。而这本书，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你明白，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软技能远比硬知识，更为关键。希望从罗纳德·里德到理查德·富斯科内，甚至包括你我，都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做出更明智的财务决策。
而这些软技能，长期以来都被我们严重低估了。
如今的金融教育，基本上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往公式里输入数据，公式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大家都默认你会乖乖照做。
个人理财是这样，比如，要存够六个月的紧急备用金，工资的10%要拿去储蓄，这些建议倒也没错。
投资也是这样，什么利率和估值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听上去头头是道。
企业财务也差不多，CFO们能精确计算出资本成本，显得无比专业。
倒不是说这些有什么不对，只是，知道了该怎么做，并不能告诉你，当你要实际操作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有两个话题，对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不管你感不感兴趣：那就是健康和金钱。
医疗保健行业，是现代科学的伟大胜利。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新的科学发现不断颠覆旧的医学认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因为这些进步，而变得更加健康。
而金融界，投资、个人理财、商业规划，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过去的二十年里，金融行业网罗了来自各大顶尖高校的精英学子。金融工程，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那么，这批天之骄子，真的让我们变得更会投资了吗？
反正我没看到什么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
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和错误，我们学会了如何成为更优秀的农民、更熟练的管道工、更杰出的化学家。但是，我们是否也通过同样的试错，变得更擅长管理自己的个人财务了呢？我们是否更不容易负债累累？是否更愿意为未来储蓄？是否能为退休做好准备？是否对金钱能带给我们什么、不能带给我们什么，有一个更现实的认知呢？
很遗憾，我还是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思考和学习如何与金钱打交道的方式，太像物理学（有规则和定律），而不够像心理学（充满了情绪和微妙之处）。
这对我来说，既是迷人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金钱无处不在，它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到困惑。每个人对金钱的看法，都略有不同。它教会我们风险、自信、幸福等等，而这些经验，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少有其他话题，能像金钱一样，成为一面如此强大的放大镜，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在我看来，它简直就是地球上最精彩的一场大戏。
我之所以能对金钱心理学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离不开我十多年来对这一领域的持续关注和写作。2008年初，我开始写金融方面的文章，那正是金融危机爆发和八十年来最严重经济衰退的开端。
为了写好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必须先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很快发现，没人能准确地解释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更别说提出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了。每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都会立刻遭到同样有力的反驳。
工程师可以准确地分析出桥梁倒塌的原因，因为他们掌握着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桥梁会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断裂。物理学不会说谎，它有客观规律可循。而金融则不同，它受到人类行为的支配。我的行为，可能在我自己看来合情合理，但在你看来，可能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
随着我对金融危机的深入研究和写作，我越来越意识到，要真正理解这场危机，我们需要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入手，而不是仅仅依靠金融学本身。
要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深陷债务，我们不需要研究利率，而是需要了解贪婪、不安全感和盲目乐观的历史。要理解投资者为什么会在熊市底部割肉离场，我们不需要计算未来预期回报率，而是需要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看着家人，担心投资会危及家庭未来的那种痛苦。
我一直很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历史不会重演，但人类会重蹈覆辙”。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我们在金钱面前所表现出的种种行为。
2018年，我写了一份报告，总结了我所观察到的，影响人们在金钱方面做出错误决策的20个最常见的缺陷、偏见和原因。这份报告名为《金钱心理学》，累计阅读量超过一百万。这本书，则是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对这个话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书中会保留一些报告中的段落，不做任何修改。
你现在手里的这本书，共有20章。每一章，都会阐述一个我认为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金钱心理学特性。这些章节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但彼此之间又相对独立，可以随意阅读。
这本书并不长，希望你们会喜欢。大多数读者都无法坚持读完一本书，因为很少有哪个单一的主题，需要三百页的篇幅来解释。我宁愿让你们看完20个短小精悍的观点，也不想让你们因为一个冗长的论证而半途而废。
让我们开始吧。
2
话说啊，今天给诸位看官聊点什么好呢？就说说“钱”这玩意儿吧。兴许看完之后，诸位能稍感慰藉，觉得自己花的钱还算有点章法，对别人花钱的方式，也能少一分评判，多一分理解。
毕竟，这年头，跟钱沾边的事儿，那是千奇百怪，光怪陆离。但要我说，其实啊，没谁是真疯子。
个中缘由嘛，听我慢慢道来。这人啊，生逢不同年代，爹妈三观各异，收入水平天差地别，价值观也是五花八门。出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经历着不同的经济周期，面对着不同的就业市场，机遇多寡也各不相同。这林林总总，汇聚起来，就导致每个人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那也是千差万别，宛若银河星辰，各自闪耀。
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世间万物的认知，也往往来自于亲身经历，远胜于道听途说。所以啊，咱们每个人，无论你是谁，都像一条小船，牢牢地锚定在自己的一套关于“钱”的认知体系之上。而这套体系呢，因人而异，差别之大，简直超乎想象。在你看来的“荒唐事”，没准在我这儿，就完全能说得通。
一个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对风险和收益的理解，与那些从小衣食无忧的银行家之子，那是云泥之别。就算后者绞尽脑汁，也未必能参透其中的奥妙。这就像让一个没见过旱灾的人，去理解“赤地千里”的悲凉，终究隔着一层。
一个经历过高通胀时代的人，对货币贬值的感受，是那些生于物价稳定年代的人，所无法体会的。这就像让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去理解“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隔靴搔痒罢了。
一个在大萧条时期倾家荡产的股票经纪人，所经历的绝望，是那些在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中春风得意的技术人员，所无法想象的。这就像让一个没见过王朝更迭的人，去理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规律，难以感同身受。
一个在过去30年里从未经历过经济衰退的澳大利亚人，所体会到的乐观，是美国人闻所未闻的。毕竟，自打建国以来，美国人就没少经历经济危机，也算是“久经考验”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浩如烟海，数不胜数。
你懂得关于“钱”的道理，我未必知晓；反之亦然。你我的人生，目标不同，认知各异，对未来的预测，也大相径庭。这并非是因为谁比谁更聪明，或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轨迹不同，所经历的，塑造了我们不同的认知体系。
你个人与“钱”打交道的经历，或许只占这个世界的万万分之一，但它却构成了你对这个世界80%的认知。所以啊，即便再聪明的人，也会对经济衰退的原因和应对方式、投资策略、价值排序、风险承受能力等等问题，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著作中写道，大萧条“在精神上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的一生”。不过，每个人的经历都各不相同。25年后，当约翰·F·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一位记者问他，对大萧条有什么记忆。肯尼迪回答道：
“我对大萧条没有切身的体验。我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财富之一，而且当时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们住着更大的房子，雇着更多的仆人，旅行得更多。我唯一亲眼看到的事情是，我父亲雇佣了一些额外的园丁，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有饭吃。我真正了解大萧条，还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
这段话，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人们质疑，一个对上一代人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毫无了解的人，怎么能胜任管理国家的重任？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肯尼迪在二战中的经历，弥补了这一缺陷。毕竟，二战也是上一代人普遍经历过的情感冲击，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休伯特·汉弗莱，并没有类似的经历。
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无论再怎么努力学习，再怎么保持开放的心态，也无法真正地重现那种恐惧和不确定感。
我可以阅读有关大萧条时期人们失去一切的描述，但我永远无法体会到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所留下的情感伤疤。同样，那些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也无法理解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对持有股票之类的风险资产，表现得如此从容。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终究是不同的。
电子表格可以模拟股市大跌的历史频率，但无法模拟那种回到家中，看着自己的孩子，却不知道自己是否犯下了会影响他们一生的错误的感受。研读历史，能让你觉得自己仿佛明白了些什么。但是，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并切身感受过它的后果，否则你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它，也就无法改变你的行为。
我们都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但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正如投资者迈克尔·巴特尼克所说：“有些教训，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理解。”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句话的受害者。
2006年，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和斯特凡·纳格尔，对过去50年里的“消费者财务调查”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份调查详细记录了美国人如何支配自己的金钱。
从理论上讲，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当时可供选择的投资选项的特点，来做出投资决策。
但现实并非如此。
经济学家们发现，人们一生的投资决策，都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尤其是成年早期的经历。
如果一个人在通货膨胀高涨的年代长大，那么与那些在通货膨胀较低的年代长大的人相比，他们在晚年投资于债券的资金比例，就会相对较低。如果一个人在股市牛市的年代长大，那么与那些在股市低迷的年代长大的人相比，他们在晚年投资于股票的资金比例，就会相对较高。
经济学家们在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意愿，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经历。”
与智力、教育、经验无关，仅仅取决于你出生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这完全是一场命运的随机抽签。
2019年，《金融时报》采访了著名的债券基金经理比尔·格罗斯。“格罗斯承认，如果他早生或晚生十年，他今天可能就不会取得如此成就，” 文章中这样写道。格罗斯的职业生涯，几乎完美地与利率大幅下降的时代相吻合，这为债券价格带来了顺风。这种际遇，不仅会影响你所遇到的机会，还会影响你对这些机会的看法。在格罗斯看来，债券是创造财富的机器；但在他的父辈看来，债券可能只是财富的焚化炉，因为他们经历了更高的通货膨胀。
不同的人经历过不同的金钱世界，而这些差异，即便是在那些看似相似的人群中，也依然存在。
就拿股票来说吧。如果你出生于1970年，那么在你的青少年和20多岁时，标准普尔500指数（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上涨了近10倍。这是一个惊人的回报。但如果你出生于1950年，那么在你的青少年和20多岁时，这个市场（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仅仅因为出生年份的偶然性，这两类人便对股市的运作方式，抱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再比如通货膨胀。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那么在你的青少年和20多岁时——也就是你正在形成关于经济运作方式的基础知识的时期——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倍多。那是一段难熬的岁月。你还记得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以及越来越不经花的工资。但如果你出生于1990年，那么你的一生，都生活在低通胀的环境中，通货膨胀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2009年11月，美国的全国失业率约为10%。但16至19岁，没有高中学历的非洲裔男性的失业率，却高达49%。而45岁以上，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女性的失业率，仅为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的股市几乎被摧毁。整个区域都被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德国农场的粮食产量，仅能为该国公民提供每天1000卡路里的热量。相比之下，从1941年到1945年底，美国股市上涨了一倍多，经济也达到了近二十年来的最强劲水平。
我们不应指望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对通货膨胀、股市、失业率和金钱本身，持有相同的看法。
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回应金融信息。我们不应假设他们受到相同的激励因素的影响。
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信任相同的建议来源。
我们不应指望他们在什么重要、什么值得、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以及什么是最好的前进道路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他们关于金钱的认知，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在某些人看来荒谬的观点，在另一些人看来，可能却是完全合理的。
几年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公司的工作状况的报道。那里的工作条件，通常极其恶劣，读者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一位中国工人的侄子，在评论区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姑妈在所谓的‘血汗工厂’里工作了好几年。那是一份艰苦的工作，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微薄’，工作条件‘恶劣’。你知道我的姑妈在进入这些工厂之前是做什么的吗？她是妓女。
我认为，与过去的生活方式相比，在‘血汗工厂’里工作是一种进步。我知道，我的姑妈宁愿被邪恶的资本家老板剥削几个美元，也不愿被几个男人剥削她的身体，只为了几分钱。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许多美国人的想法感到不安。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机会。我们的政府基础设施不同。我们的国家也不同。是的，工厂的工作很辛苦。它可以更好吗？当然可以，但只有当你把它与美国的工作进行比较时才行。”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段话。一方面，我想激烈地反驳；另一方面，我又想努力去理解。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不同的经历，会导致人们在一些看似非黑即白的问题上，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每个人在金钱方面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他们当时所掌握的信息，并将其代入到自己独特的、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心理模型中，从而得出的。
这些人可能会被误导。他们可能掌握着不完整的信息。他们的数学可能很差。他们可能会被糟糕的营销手段所说服。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可能会误判自己行为的后果。哦，这种事情简直是太多了。
但是，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个财务决定，在那个当下，对他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并且符合他所需要满足的条件。他们会告诉自己一个关于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由他们自己独特的经历所塑造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彩票。
美国人在彩票上的花费，超过了他们在电影、电子游戏、音乐会、体育赛事和书籍上的总和。
而谁在买彩票呢？ 大部分是穷人。
在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在彩票上花费412美元，是收入最高家庭的四倍。有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换句话说，那些花400美元买彩票的人，和那些说自己拿不出400美元应急的人，基本上是同一批人。他们正在把自己的安全网，投入到一件中奖几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事情上。
在我看来，这简直太疯狂了。在各位看来，可能也是如此。但我并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你们可能也不是。所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难本能地理解低收入彩票购买者的潜意识推理。
但是，稍微努力一下，你或许可以想象出这样一种场景：
我们的生活入不敷出，储蓄似乎遥不可及。我们获得更高工资的前景似乎遥不可及。我们买不起舒适的假期、新车、医疗保险，也住不起安全社区的房子。我们无法让我们的孩子在没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上大学。你们这些读金融书籍的人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要么现在没有，要么就几乎不可能得到。买一张彩票，是我们一生中唯一一次能握住一个切实的梦想，梦想着得到你们已经拥有并视为理所当然的美好事物。我们是在为梦想买单，而你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你已经生活在一个梦想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你们买更多的彩票。
你不必同意这种推理。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买彩票，仍然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但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什么彩票销售会持续存在。
而这个想法——“你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很疯狂，但我有点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揭示了我们许多财务决策的根源。
很少有人会仅仅依靠电子表格来做出财务决策。他们更多的是在餐桌上，或者在公司会议上做出决策。在这些场合，个人经历、对世界独特的看法、自我意识、骄傲、营销手段和奇怪的激励因素，都会混杂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叙事。
另一个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金钱决策如此困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当行为的重要因素，是要认识到这个话题是多么的新。
金钱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据信，公元前600年，吕底亚（现在土耳其的一部分）的国王阿利亚特斯创造了第一种官方货币。但现代金钱决策的基础——储蓄和投资——却建立在几乎是婴儿阶段的概念之上。
就拿退休来说吧。在2018年底，美国的退休账户里有27万亿美元，这使得退休成为了普通投资者储蓄和投资决策的主要驱动力。
但“人人都有权享受退休生活”这一概念，最多只有两代人的历史。
在二战之前，大多数美国人都会工作到去世。这是当时的预期，也是当时的现实。直到20世纪40年代，65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才降到了50%以下。
社会保障制度旨在改变这种状况。但最初的福利，与适当的养老金相去甚远。1940年，艾达·梅·富勒兑现了第一张社会保障支票，金额为22.54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16美元。直到20世纪80年代，退休人员平均每月领取的社会保障支票（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才超过1000美元。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65岁以上的美国人，被人口普查局划分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每个人过去都有私人养老金”。但这种说法被大大夸大了。雇员福利研究所解释说：“1975年，只有四分之一的65岁或以上的人拥有养老金收入。” 在那些幸运的少数人中，只有15%的家庭收入来自养老金。
《纽约时报》在1955年撰文指出，人们越来越渴望退休，但却仍然无力实现这一目标：“套用一句老话：每个人都在谈论退休，但似乎很少有人为此做些什么。”
直到20世纪80年代，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有尊严的退休生活”的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就是期望每个人都能自己储蓄和投资。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观念是多么的新颖：401(k)计划——美国退休储蓄的支柱——直到1978年才出现。罗斯个人退休账户，直到1998年才诞生。如果它是一个人，现在还 barely 可以喝酒。
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擅长为退休储蓄和投资，这应该不会让人感到奇怪。我们不是疯子，我们都只是新手。
大学教育也是如此。25岁以上，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比例，从1940年的不到1/20，上升到2015年的1/4。与此同时，大学学费（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上涨了四倍多。这种巨大的变化，以及它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里，有如此多的人在学生贷款方面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因为没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指数基金也是如此，它们的历史不到50年。对冲基金的兴起，也是近25年的事情。甚至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广泛使用，也是在二战之后才开始的，当时，《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数百万美国人更容易借到钱。
狗被驯养了1万年，但仍然保留着一些野生祖先的行为。而我们呢，仅仅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摸爬滚打了20到50年，就希望自己能完美适应，这未免也太乐观了吧。
对于一个如此容易受到情绪而非事实影响的话题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总是按照理应那样的方式来处理金钱。
我们都在金钱方面做出过疯狂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只是这场游戏中的新手，而且在你看来疯狂的事情，在我看来可能却是合理的。但没有人是疯子——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独特的经历做出决策，而这些决策在特定的时刻，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接下来，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比尔·盖茨是如何发财的故事。
3
话说啊，行走江湖，风云变幻，谁能保证永远顺风顺水呢？这“运气”和“风险”，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形影不离，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人生在世，无论成败，都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奋斗，还有许多人力无法掌控的因素在暗中推波助澜。
就像纽约大学的斯科特·加洛韦教授，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值得我们时常拿出来警醒自己，尤其是在评判别人的成功与失败时：“世事无常，好也并非那么好，坏也并非那么坏。” 这句话，颇有几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禅意。
且听我细细道来。
先说说比尔·盖茨吧，这位爷的发家史，堪称传奇。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当年上的那所“湖畔中学”，竟然是全球极少数拥有电脑的高中之一？
湖畔中学能拥有电脑，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话说当年，有一位名叫比尔·杜格尔的二战海军飞行员，退役后当了高中数学和科学老师。这位杜格尔先生，颇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只读死书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实践经验，才能真正学到知识。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计算机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于是，在1968年，杜格尔先生向湖畔中学家长会提议，用学校年度义卖筹集的3000美元，租用一台连接到通用电气主机终端的电传打字机Model 30，用于计算机分时处理。要知道，这“分时处理”的概念，在1965年才刚刚被发明出来。用盖茨后来的话说，就是“当时有人非常有远见”。要知道，当时，很多大学的研究生院，都还没有如此先进的计算机设备。而年仅八年级的比尔·盖茨，却已经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设备了。这机会，简直是天赐良机。
1968年，13岁的盖茨在湖畔中学遇到了保罗·艾伦。这位艾伦先生，也对学校的电脑痴迷不已，两人一拍即合，狼狈为奸……啊不，是珠联璧合，开始了他们的计算机探索之旅。
湖畔中学的电脑，并非课程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自学项目。盖茨和艾伦可以随意摆弄这些设备，尽情挥洒自己的创造力——放学后、深夜里、周末，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钻研计算机。很快，他们就成为了计算机领域的专家。
艾伦回忆说，在一次深夜的编程中，盖茨给他看了一本《财富》杂志，问道：“你觉得管理一家《财富》500强公司会是什么感觉？” 艾伦表示不知道。盖茨说道：“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一家自己的计算机公司。” 如今，微软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一万亿美元。
咱们来简单地做个算术题。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68年，全世界适龄高中生大约有3.03亿。
其中，大约有1800万生活在美国。
大约有27万生活在华盛顿州。
大约有10万多生活在西雅图地区。
而只有大约300人就读于湖畔中学。
从3.03亿开始，到300结束。
这意味着，在一百万名高中生中，只有一人能进入这样一所拥有充足资金和长远眼光的学校，并获得使用计算机的机会。而比尔·盖茨，恰好就是这百万分之一。
盖茨本人也毫不讳言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在2005年对湖畔中学的毕业生说：“如果没有湖畔中学，就不会有微软。”
盖茨固然聪明绝顶，工作也极其努力，而且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对计算机有着远超常人的洞察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湖畔中学获得的百万分之一的机遇，也为他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完了盖茨，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他的朋友肯特·埃文斯。这位埃文斯先生，也同样经历了一次“风险”的洗礼，而“风险”这玩意儿，恰恰是“运气”的孪生兄弟。
因为微软的成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在湖畔中学，还有第三位计算机奇才，他的名字叫肯特·埃文斯。
在盖茨的回忆中，他和埃文斯在八年级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埃文斯，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
在纪录片《走进比尔的脑海》中，盖茨回忆说，两人经常“没日没夜地煲电话粥”。“我至今还记得肯特的电话号码，” 他说，“525-7851。”
埃文斯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丝毫不亚于盖茨和艾伦。有一次，湖畔中学在安排课程表时遇到了难题——数百名学生需要选择不同的课程，还要避免时间冲突，这简直是一个迷宫。学校便委托盖茨和埃文斯，这两个孩子，用计算机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们成功了。
与保罗·艾伦不同的是，埃文斯也和盖茨一样，拥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永无止境的野心。盖茨回忆说：“肯特总是提着一个大公文包，就像律师用的那种。我们总是计划着五年、六年后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当CEO吗？我们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去当将军吗？我们应该去当大使吗？” 无论做什么，盖茨和埃文斯都知道，他们会一起去完成。
回忆起与肯特之间的友谊，盖茨不禁黯然神伤。
“我们会一直合作下去的。我相信我们会一起上大学。” 肯特本可以和盖茨、艾伦一起，成为微软的联合创始人。
但这永远不会发生了。在高中毕业前夕，肯特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不幸遇难。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几十人死于登山事故。在高中时期死于登山事故的概率，大约是百万分之一。
比尔·盖茨因为上了湖畔中学，获得了百万分之一的幸运；而肯特·埃文斯，却因为登山事故，失去了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可能，遭遇了百万分之一的风险。同样的概率，同样的量级，却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运气”和“风险”，都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生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努力之外的因素。它们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你在相信其中一个的同时，也必须对另一个抱有敬畏之心。它们的产生，都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这个世界太过庞大，以至于我们无法仅凭自己的努力，就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影响我们的，还有其他70亿人的行为，以及无数个变幻莫测的因素。那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偶然事件，其影响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决定。
但是，“运气”和“风险”都难以衡量，也难以接受，所以它们常常被我们忽视。每一个比尔·盖茨的背后，都可能有一个同样才华横溢、同样努力奋斗，却不幸在命运的轮盘赌中落败的肯特·埃文斯。
如果你能对“运气”和“风险”抱有应有的敬畏之心，那么你就会明白，在评判一个人的财务成就时，无论是你自己，还是别人，都切莫过于乐观，也无需过于悲观，因为“世事无常，好也并非那么好，坏也并非那么坏。”
多年前，我曾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请教：“在投资领域，有什么是我们想知道，却永远无法知道的？”
他的回答是：“运气在成功结果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
我很喜欢这个回答，因为事实上，没有人会认为运气在财务成功中毫无作用。但是，由于运气难以量化，而且暗示别人的成功是靠运气，似乎也有点不厚道，所以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忽略运气这一因素。
如果我说：“这个世界上有10亿投资者。单凭概率来说，你认为其中会有人主要依靠运气，成为亿万富翁吗？” 你的回答肯定是：“当然。” 但如果我再问你，能不能指名道姓地说出这些人的名字——而且要当着他们的面说——你很可能会退缩。
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将成功归功于运气，会让你显得嫉妒和刻薄，即便我们知道运气确实存在。而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将成功归功于运气，又会让你感到沮丧和自我否定。
经济学家巴什卡尔·马祖姆德的研究表明，兄弟之间的收入相关性，甚至高于身高和体重。如果你又富有又高大，那么你的兄弟也更有可能富有，而不是高大。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凭直觉感受到这一点——你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以及为你敞开的大门，都与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息息相关。但是，你随便找两个富有的兄弟，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这项研究的结论适用于他们。
失败，同样也容易被人们所误解。
失败的企业，是不是不够努力？糟糕的投资，是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职业生涯的偏离，是不是因为懒惰？有时候，确实如此。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如此呢？ 很难说清楚。任何值得追求的事物，都不可能保证100%的成功。而风险，恰恰就是你最终落在了不幸的那一端。正如运气一样，如果我们试图把一个结果分解为多少是个人决策，多少是风险使然，那么这个故事就会变得过于复杂和混乱。
假设我买了一只股票，五年后，它的价格毫无变化。这可能是我当初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也可能是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它有80%的概率会赚钱，而我不幸地成为了那20%的失败者。我该如何判断，究竟是我的判断失误，还是我仅仅是体会到了风险的残酷？
从统计学上来说，我们可以衡量一些决策是否明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太难了。我们更喜欢简单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虽然简单，却往往具有极大的误导性。
在与投资者和商界领袖打交道的这些年里，我逐渐意识到，人们通常会将别人的失败归因于糟糕的决策，而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风险。在评价别人的失败时，我更倾向于使用一个简洁明了的因果故事，因为我不知道别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你遭遇了糟糕的结果，那一定是因为你做出了糟糕的决定。” 这种说法对我来说，最容易理解。但在评价自己的时候，我却可以编造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过去的决定辩解，并将糟糕的结果归因于风险。
《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不会去赞扬那些做出了正确决策，但却不幸遭遇风险的倒霉投资者，而是几乎肯定会去赞扬那些做出了平庸甚至鲁莽的决定，但却侥幸成功的幸运投资者。他们都抛掷了同一枚硬币，只是硬币落在了不同的那一面。
这种情况的危险之处在于，我们都在试图学习什么才是正确的金钱管理方式。
哪些投资策略是有效的？ 哪些是无效的？
哪些商业策略是有效的？ 哪些是无效的？
如何才能致富？ 如何才能避免贫穷？
我们倾向于通过观察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并告诉自己：“照她这样做，避免他这样做”，以此来学习这些经验教训。
如果有一根魔杖，我们就可以准确地找出，有多少结果是由可重复的行为造成的，又有多少是由随机的风险和运气所左右的。但我们并没有魔杖，我们只有喜欢简单答案，并且缺乏耐心去理解细微差别的头脑。因此，辨别出我们应该效仿或避免的特质，就变得极其困难。
接下来，我要讲另一个人的故事，他就像比尔·盖茨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的成功，却很难用“运气”或“技能”来简单地概括。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刚刚完成了一系列旨在扩张他的铁路帝国的商业交易。
他的一位商业顾问凑到他耳边，告诉范德比尔特，他所同意的每一笔交易，都违反了法律。
“我的上帝啊，约翰，” 范德比尔特说，“你不会认为你可以在遵守纽约州法规的情况下，经营一条铁路吧？”
我读到这句话时的第一反应是：“正是这种态度，才让他如此成功。” 在范德比尔特的时代，法律法规还没有充分考虑到铁路运输的发展。所以，他才会选择无视法律，一意孤行。
范德比尔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我们很容易将他蔑视法律的行为——这在当时是臭名昭著的，但也是他成功的关键——视为先见之明的智慧。这位眼光独到、不屈不挠的梦想家，绝不允许任何事物阻碍他的前进！
但这种分析，又有多大的风险呢？ 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建议将公然犯罪，作为一种创业特质。你很容易想象范德比尔特的故事会走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他变成了一个亡命之徒，而他年轻的公司，也在法院的命令下崩溃。
所以，问题就来了。
我们可以用赞美范德比尔特的激情，来批评安然公司公然违法乱纪的行为。或许范德比尔特足够幸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安然则不幸地站在了风险的那一边。
约翰·D·洛克菲勒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经常规避法律的行为——一位法官曾称他的公司“与普通窃贼无异”——经常被历史学家描绘成狡猾的商业头脑。也许确实如此。但这条界线，究竟何时会从“你没有让过时的法律，阻碍创新的步伐”，转变为“你犯下了罪行”？ 或者说，这个故事需要发生多大的转变，才能将叙事从“洛克菲勒是个天才，你应该学习他的成功经验”，转变为“洛克菲勒是个罪犯，你应该从他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转变的幅度，其实非常小。
“我为什么要关心法律？” 范德比尔特曾经说过，“难道我不够强大吗？”
他的确很强大，而且他的策略也奏效了。但我们很容易想象，这句话会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的结尾。大胆和鲁莽之间的界限，可能非常模糊。当我们没有给予风险和运气应有的重视时，这条界限往往是隐形的。
本杰明·格雷厄姆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是价值投资的鼻祖，也是沃伦·巴菲特的早期导师。但格雷厄姆的大部分投资成功，都归功于他持有的大量GEICO股票，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种做法几乎打破了格雷厄姆本人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所有多元化规则。那么，大胆和鲁莽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格雷厄姆在谈到他在GEICO身上获得的意外之财时写道：“一次幸运的突破，或者一次极其精明的决定——我们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吗？” 并不容易。
同样，我们认为马克·扎克伯格拒绝了雅虎公司在2006年提出的1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是一位天才。他看到了未来，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人们也用同样的激情批评雅虎公司拒绝了微软公司提出的巨额收购要约——这些傻瓜本应该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套现走人！ 那么，企业家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我也不知道，因为风险和运气太难捉摸了。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无数财富（以及失败）的最终结果，都与杠杆有关。
最好的（和最差的）管理者，会尽可能地压榨员工。
“顾客永远是对的”和“顾客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都是公认的商业智慧。
“令人振奋的大胆”和“愚蠢的鲁莽”之间的界限，可能只有一毫米那么细，而且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风险和运气，就像一对分身。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在试图学习如何以最佳方式管理金钱时，如何区分什么是运气，什么是技能，什么是风险，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但是，有两件事可以为你指明更好的方向。
首先，慎重选择你要赞扬和敬佩的人。慎重选择你要鄙视和希望避免成为的人。
或者，谨慎地认为所有结果都可以归因于努力和决策。在我的儿子出生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有些人出生在鼓励教育的家庭；另一些人则反对教育。有些人出生在鼓励创业的繁荣经济体中；另一些人则出生在战争和贫困之中。我希望你成功，也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但你要明白，并非所有的成功都源于努力工作，也并非所有的贫困都源于懒惰。在评判别人（包括你自己）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
其次，与其关注具体的个人和案例研究，不如关注广泛的模式。
研究某个人可能会有风险，因为我们倾向于研究极端的例子——亿万富翁、首席执行官，或者占据新闻头条的惨痛失败案例——而极端的例子，通常最不适用于其他情况，因为它们的复杂性极高。结果越极端，你越不可能将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这种结果越有可能是受到极端运气或风险的影响。
通过寻找成功和失败的普遍模式，你将更接近于可操作的结论。模式越普遍，它就越有可能适用于你的生活。试图效仿沃伦·巴菲特的投资成功很难，因为他的业绩太极端了，以至于运气在他一生的业绩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非常重要，而运气并不是你可以可靠地效仿的。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的那样，掌控自己时间的人往往会更幸福，这是一个足够普遍的观察结果，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一生都在致力于描绘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改变、从事什么工作、晚餐吃什么等等。从这种广泛的观察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比研究那些占据新闻头条的极端人物，更有价值。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成功是一个糟糕的老师。它会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永远不会失败。”
当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时候，你要意识到，情况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并非刀枪不入，如果你承认运气为你带来了成功，那么你必须相信运气的表亲——风险——也可以同样迅速地扭转你的局面。
反之亦然。
失败也可能是一个糟糕的老师，因为它会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的决策是错误的，而有时这仅仅反映了风险无情的现实。应对失败的诀窍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你的财务生活：一次糟糕的投资或一个未能实现的财务目标不会让你一蹶不振，而是让你继续游戏，直到赔率对你有利为止。
但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承认运气在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风险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评判失败时，应该原谅自己，并留出理解的空间。
世事无常，好也并非那么好，坏也并非那么坏。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两个挑战运气的故事。
4
话说2019年，江湖上失去了一位大佬——先锋集团创始人约翰·博格尔。这位博格尔先生，生前曾讲过一个关于金钱的故事，颇能发人深省，也道出了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道理。
故事是这么说的：
话说在长岛谢尔特岛的一次富豪派对上，库尔特·冯内古特（就是写《第五号屠宰场》那位）告诉他的朋友约瑟夫·海勒（就是写《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位），他们的主人，那位对冲基金经理，一天赚的钱，比海勒那本风靡全球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一辈子赚的钱还多。海勒听罢，淡淡地回了一句：“是啊，但拥有一样他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足够。”
“足够”——Enough。 仅仅这一个词，就足以令人醍醐灌顶。我听到这个故事，颇受震撼。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一生，已经得到了太多；另一方面，是因为约瑟夫·海勒说得实在是太精辟了。
当今社会，许多人，包括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似乎都对“足够”二字，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仿佛一个无底洞，永远也无法填满。
这话，实在是太有道理，太有力量了。
接下来，就请允许我讲两个没有“足够”概念，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并从中汲取教训。
话说印度加尔各答，有一位名叫拉贾特·古普塔的少年。这孩子，少年丧亲，命运多舛。要是按照“出身论”那一套说法，有的人出生就在三垒上，而这位古普塔呢？他连棒球场都看不见，简直是输在了起跑线之外。
然而，这位少年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硬是扭转了命运，完成了逆袭，其成就之辉煌，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在40多岁的时候，古普塔就成为了麦肯锡公司的CEO。这位麦肯锡公司，可不是一般的咨询公司，而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咨询公司，堪称咨询行业的执牛耳者。2007年，古普塔从麦肯锡退休，转而投身于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他还与比尔·盖茨合作，从事慈善事业。他还在五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担任董事。可以说，这位从加尔各答贫民窟走出来的少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随着事业的成功，古普塔也积累了巨额财富。据报道，到2008年，古普塔的身家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就算按照每年5%的回报率来计算，光靠利息，他每小时就能赚到近600美元。
他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度过余生。
然而，根据各方面的说法，这位古普塔先生，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千万富翁”。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亿万富翁——Billionaire。 而且，他的欲望非常强烈。
古普塔是高盛集团的董事，身边围绕着许多世界上最富有的投资者。一位投资者评价古普塔说：“我认为他想进入那个圈子，就是亿万富翁的圈子。在高盛，你最多只能混到几亿美元的身家，不是吗？”
没错。于是，古普塔开始了他的“副业”。
2008年，高盛集团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沃伦·巴菲特计划向高盛投资50亿美元，以帮助其渡过难关。作为高盛董事，古普塔在消息公布之前，就提前获知了这个内幕消息。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时，高盛的生存岌岌可危，而巴菲特的注资，无疑会使其股价飙升。
在得知这一消息的16秒后，古普塔挂断了高盛董事会会议的电话，并立即致电一位名叫拉杰·拉贾拉特南的对冲基金经理。虽然这次通话没有被录音，但拉贾拉特南立即购买了175000股高盛股票，所以你可以猜到他们谈论了什么。几个小时后，巴菲特投资高盛的消息被公之于众，高盛股价应声大涨，拉贾拉特南迅速获利100万美元。
这只是冰山一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古普塔利用内幕消息，非法获利1700万美元。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而对于检察官来说，这简直是一起轻而易举就能破获的案件。
最终，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都因内幕交易罪，锒铛入狱，他们的事业和名誉，也因此而彻底毁于一旦。
再来说说伯纳德·麦道夫。他的罪行，可谓是人尽皆知。麦道夫是自查尔斯·庞兹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庞氏骗局策划者。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麦道夫都在欺骗投资者，直到他的罪行被曝光。讽刺的是，这件事发生在古普塔案曝光的几周后。
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麦道夫和古普塔一样，不仅仅是一个骗子。在他策划庞氏骗局之前，他是一位非常成功，而且合法的商人。
麦道夫是一位做市商，他的工作是为股票的买方和卖方牵线搭桥。他非常擅长这项工作。《华尔街日报》在1992年，这样描述麦道夫的做市商公司：
他建立了一家利润丰厚的证券公司——伯纳德·L·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这家公司从大型交易所手中，夺走了大量的股票交易业务。麦道夫公司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场外交易，平均每日交易额为7.4亿美元，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交易额的9%。麦道夫先生的公司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执行交易，以至于它可以向其他经纪公司支付每股1美分的价格，来执行其客户的订单，从而从大多数股票的买卖价差中获利。
这并不是记者对尚未被揭露的欺诈行为的不准确描述，麦道夫的做市商业务，是完全合法的。一位前员工表示，麦道夫公司的做市商部门，每年可以盈利2500万至5000万美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伯尼·麦道夫合法的、非欺诈的业务，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使他变得非常富有——而且是合法地富有。
然而，他却选择了欺诈。
我们应该问古普塔和麦道夫的问题是：为什么身家数亿美元的人，会如此渴望更多的钱，以至于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去追求更多的财富？
那些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的人，情有可原。一位尼日利亚诈骗犯曾告诉《纽约时报》，他对伤害他人感到内疚，但“贫穷不会让你感到痛苦”。
而古普塔和麦道夫所做的事情，则完全不同。他们已经拥有一切：难以想象的财富、声望、权力、自由。然而，他们却因为想要更多，而放弃了这一切。
他们缺乏“足够”的概念。
这都是些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些非犯罪版本的类似行为。
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交易员们，个个身家都在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以上，而且他们的大部分财富，都投资于自己的基金。然而，在对更多利润的追求下，他们承担了过度的风险，最终导致血本无归——这件事发生在1998年，当时正值历史上最伟大的牛市和最强劲的经济时期。沃伦·巴菲特后来评论道：
为了赚他们不需要的钱，他们冒着失去他们需要的东西的风险。这太愚蠢了。这简直太愚蠢了。如果你为了不重要的东西，而去冒险失去重要的东西，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没有理由为了你没有的，也不需要的东西，而去冒失去你拥有的，也需要的东西的风险。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道理。
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像古普塔或麦道夫那样，拥有1亿美元的财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座的各位，迟早有一天，会赚到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的一切合理需求，以及许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是其中之一，请记住以下几点：
最难的理财技巧，是让目标停止移动。
但这也是最重要的理财技巧之一。如果你的期望值随着结果的增长而上升，那么努力追求更多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在付出额外的努力之后，感觉还是一样的。当对拥有更多的渴望——更多的金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声望——以比满足感更快的速度增长时，事情就会变得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向前迈一步，目标就会向前移动两步。你感觉自己正在落后，而追赶上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
现代资本主义在两个方面非常擅长：创造财富和制造嫉妒。也许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想要超越同龄人的欲望，可以成为努力工作的动力。但如果缺乏“足够”的概念，人生就会变得毫无乐趣。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幸福就是结果减去期望。
社会比较是问题的根源。
试想一下，一位棒球新秀，年薪50万美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算得上是富人了。但是，假设他和迈克·特劳特在同一支球队效力。这位特劳特先生，签了一份为期12年，总价值4.3亿美元的合同。相比之下，这位新秀简直就是个穷光蛋。但是，再想想迈克·特劳特。每年3600万美元的收入，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但如果想要跻身2018年收入最高的十大对冲基金经理之列，你需要在一年内赚到至少3.4亿美元。这才是像特劳特这样的人，可能会拿来比较的对象。而那些年收入3.4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又会拿自己与收入最高的前五名对冲基金经理进行比较，他们在2018年的收入至少为7.7亿美元。这些顶级经理人，又会仰望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物，他的个人财富在2018年增加了35亿美元。而像巴菲特这样的人，又会仰望杰夫·贝索斯，他的净资产在2018年增加了240亿美元——这个数字折算成每小时的收入，比那位“富有”的棒球运动员一整年的收入还要多。
关键在于，社会比较的天花板太高了，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意味着，这是一场永远无法获胜的战斗，或者说，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参与这场战斗——接受自己可能已经拥有“足够”的事实，即使这比你周围的人拥有的要少。
我有一位朋友，每年都会去拉斯维加斯朝圣。有一年，他问一位庄家：你们玩什么游戏？在什么赌场玩？那位庄家面无表情，非常严肃地回答道：“在拉斯维加斯赌场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一进去就离开。”
这恰恰就是试图与别人的财富攀比的游戏的运作方式。
“足够”不是太少。
拥有“足够”的概念，似乎意味着保守，放弃了机会和潜力。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足够”意味着意识到，贪得无厌的欲望，终将把你推到后悔的地步。
要想知道自己能吃多少东西，唯一的方法就是吃到吐。很少有人会尝试这种方法，因为呕吐带来的痛苦，远超过任何食物带来的快感。不知为何，同样的道理却无法应用到商业和投资领域，很多人只有在彻底崩溃，被迫停止的时候，才会停止追求更多。这可能只是像工作倦怠，或者无法维持的高风险投资配置那样无伤大雅。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出现像拉贾特·古普塔和伯尼·麦道夫这样的人物，他们为了金钱而不惜铤而走险，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美元都值得去争取，无论后果如何。
无论如何，无法拒绝潜在利润的诱惑，终将使你付出代价。
有些东西，无论潜在收益有多大，都永远不值得冒险。
在出狱后，拉贾特·古普塔告诉《纽约时报》，他已经吸取了一个教训：
不要对任何东西过于执着——你的名誉、你的成就，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好吧，这件事不公正地摧毁了我的名誉。但只有当我如此执着于我的名誉时，这才会让我感到困扰。
这似乎是他从这段经历中吸取的，最糟糕的教训。我猜这只是一个迫切希望恢复名誉，但又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的人，所进行的自我安慰。
名誉是无价的。
自由和独立是无价的。
家人和朋友是无价的。
被你爱的人所爱，是无价的。
幸福是无价的。
而保住这些东西的最佳途径，就是知道何时应该停止冒险，以免损害它们。知道何时拥有“足够”。
好消息是，构建“足够”的最有效工具，非常简单，而且不需要冒任何可能损害这些东西的风险。而这，正是下一章的主题。
哎，又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要我说啊，这人呐，一辈子都在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却往往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家有黄金千两，不如拥书满箱。可惜啊，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终究还是太少了。
5
话说啊，世间万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往往殊途同归。一个领域的经验教训，往往能给另一个领域带来启示。就拿冰河时代这事儿来说吧，动辄百万年起跳的历史，看似与我们这些尘世凡人无关，实则啊，却蕴含着关于财富增长的深刻哲理。
要知道，我们对于地球的科学认知，其实还很年轻。想要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律，往往需要深入地钻探地表之下。而这种技术，直到最近才得以实现。牛顿当年计算星体运行轨迹的时候，恐怕也没想到，我们对脚下这颗星球的了解，竟然如此匮乏。
直到19世纪，科学家们才逐渐达成共识：地球曾多次被冰川覆盖。这并非是科学家们觉悟晚，实在是证据确凿，难以辩驳。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冰河时代遗留的痕迹：随处可见的巨石，被冰川刮削得如同薄纸一般的岩床。种种迹象表明，地球并非只经历过一次冰河时代，而是经历了五次截然不同的冰河时期。
可以想象，要将一颗星球冻结，再融化，再冻结，所需的能量是何等惊人。这究竟是何方神圣（此处为双关）所为？想必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吧？
没错。但答案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关于冰河时代的原因，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为了解释其对地质的巨大影响，这些理论也同样宏大。有人认为，山脉的隆起，足以改变地球的风向，从而改变气候。也有人认为，冰川才是地球的常态，只是偶尔会被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所打破。
然而，这些理论都无法解释冰河时代的周期性。山脉的隆起或者火山爆发，或许可以解释一次冰河时代，却无法解释五次循环往复的冰河时代。
20世纪初，一位名叫米卢廷·米兰科维奇的塞尔维亚科学家，研究了地球相对于其他行星的位置，提出了我们现在普遍认可的冰河时代理论：太阳和月亮的引力，会轻微地影响地球的运动，以及地球相对于太阳的倾斜角度。在这种循环周期中——这个周期可能持续数万年——地球的每个半球所接收到的太阳辐射，都会比平时略多或略少。
好戏，这才刚刚开始。
米兰科维奇最初的理论认为，地球半球的倾斜，会导致极其寒冷的冬季，从而将地球变成冰雪世界。但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彼得·科彭的俄国气象学家，在深入研究了米兰科维奇的理论之后，发现了一个令人着迷的细节：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凉爽的夏季，而非寒冷的冬季。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如果一个夏季不够温暖，无法融化上个冬季的积雪，那么残留的冰雪，就会更容易在下个冬季积聚。积雪的增加，又会增加在下个夏季积雪持续存在的几率，从而吸引下个冬季更多的降雪。长年积雪会反射更多的太阳光，加剧降温，从而带来更多的降雪，如此循环往复。在几百年之内，季节性的积雪就会演变成大陆冰盖，然后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反之亦然。如果地球的轨道倾斜，导致更多的阳光照射进来，融化更多的冬季积雪，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射的光线就会减少，从而导致气温升高，这又会阻止下一年降下更多的雪，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冰河时代的周期。
令人惊叹的是，相对较小的环境变化，竟然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起初，或许只是因为一个凉爽的夏季，导致了薄薄的一层积雪残留了下来，没有人会对此太过在意。但转眼之间，整个地球就被数英里厚的冰层所覆盖。正如冰川学家格温·舒尔茨所说：“造成冰盖的原因，不一定是降雪量，而是降雪能够持续存在的事实，哪怕只是少量的积雪。”
从冰河时代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你并不需要强大的力量，也能创造出惊人的结果。
如果某件事能够产生复利效应——如果一点点的增长，能够成为未来增长的燃料——那么即便起点再小，也能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以至于让人觉得有违常理。这种反常的特性，会让你低估了潜在的可能性、增长的来源以及增长所能带来的影响。
金钱的增长，也是如此。
关于沃伦·巴菲特如何积累财富的书籍，已经超过了2000本。其中不乏佳作。但很少有书能够充分关注到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巴菲特的财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投资者，更是因为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是一位优秀的投资者。
在我写作本文时，沃伦·巴菲特的净资产为845亿美元。其中，842亿美元是在他50岁生日之后积累的。815亿美元是在他60多岁，符合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条件之后积累的。
沃伦·巴菲特是一位杰出的投资者，这毋庸置疑。但如果你将他的所有成功，都归功于他的投资才能，那就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他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在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都是一位杰出的投资者。如果他从30多岁才开始投资，并在60多岁退休，恐怕很少有人会听说过他的名字。
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
巴菲特从10岁开始，就认真地进行投资。到30岁时，他的净资产达到了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930万美元。
如果他是一个更普通的人，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时候，探索世界，寻找自己的激情。到了30岁，他的净资产只有2.5万美元呢？
如果他仍然能够获得他一直以来所获得的超高年化投资回报率（22%），但在60岁时，就选择停止投资，退休去打高尔夫，和孙子们共度时光呢？
那么，他今天的净资产大约会是多少？
不是845亿美元。
而是1190万美元。
比他实际的净资产，少了99.9%。
事实上，沃伦·巴菲特的所有财务成功，都可以归功于他在青春期建立的财务基础，以及他在老年时期所保持的投资的连续性。
他的技能是投资，但他的秘诀是时间。
这就是复利的威力。
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巴菲特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投资者。但他实际上并不是最伟大的投资者——至少从平均年化回报率来看，他算不上最顶尖的。
詹姆斯·西蒙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掌门人，自1988年以来，以每年66%的年化回报率进行投资。没人能接近这个记录。而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巴菲特的年化回报率约为22%，只有西蒙斯的三分之一。
在我写作本文时，西蒙斯的净资产为210亿美元。与巴菲特相比，他“仅仅”只有巴菲特的四分之一富有——我知道，考虑到我们所讨论的数字，这听起来有些荒谬。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既然西蒙斯是一位更优秀的投资者？ 那是因为西蒙斯直到50岁才开始在投资领域大放异彩。他积累财富的时间，只有巴菲特的一半。如果詹姆斯·西蒙斯能够在巴菲特积累财富的70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66%的年化回报率，那么他今天的身价将会达到——请屏住呼吸——六百三十九京七百九十一秭七千八百零七垓四千八百一十六万亿美元。
这些数字荒谬至极，毫无意义。关键在于，增长假设中看似微小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荒谬且不切实际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在研究某种事物为何能够变得如此强大时——为什么会形成冰河时代，或者为什么沃伦·巴菲特如此富有——我们常常会忽略成功的关键驱动因素。
我曾听很多人说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复利表——或者看到那些关于如果在20多岁开始储蓄，而不是在30多岁开始储蓄，退休时会多获得多少钱的故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但这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它可能只是让你感到惊讶，因为这个结果与你的直觉不符。线性思维远比指数思维更符合直觉。如果我让你在脑海中计算8+8+8+8+8+8+8+8+8，你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答案是72）。但如果我让你计算8×8×8×8×8×8×8×8×8，你的大脑就会爆炸（答案是134217728）。
IBM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制造了一台3.5兆字节的硬盘。到了20世纪60年代，硬盘容量增加到了几十兆字节。到了20世纪70年代，IBM的温彻斯特硬盘拥有70兆字节的容量。然后，硬盘的尺寸开始呈指数级缩小，而存储容量却不断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台典型的个人电脑拥有200-500兆字节的硬盘。
然后……砰！一切都爆炸了。
1999年——苹果公司的iMac配备了6千兆字节的硬盘。
2003年——Power Mac配备了120千兆字节的硬盘。
2006年——新款iMac配备了250千兆字节的硬盘。
2011年——首款4太字节硬盘问世。
2017年——60太字节硬盘问世。
2019年——100太字节硬盘问世。
总结一下：从1950年到1990年，我们增加了296兆字节的容量。从1990年到现在，我们增加了1亿兆字节的容量。
如果你是20世纪50年代的科技乐观主义者，你可能会预测，实际存储容量将扩大1000倍。如果你够大胆，也许会预测扩大10000倍。但很少有人会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容量将扩大3000万倍”。但这，就是事实。
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会因为复利的反直觉特性，而忽视其真正的力量。2004年，比尔·盖茨批评了当时新推出的Gmail，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需要1千兆字节的存储空间。作家史蒂文·列维写道：“尽管他与尖端技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他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存储是一种必须节省的商品的旧范式中。” 我们永远无法习惯事物增长的速度。
这种现象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复利效应不符合我们的直觉时，我们往往会忽略它的潜力，而专注于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而是因为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复利效应的潜力。
没有一本剖析巴菲特成功的2000本书，会以《这家伙坚持投资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为标题。但我们都知道，这才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只是这种数学计算方式太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了，所以很难理解。
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关于经济周期、交易策略和行业选择的书籍，但最有力、最重要的书，应该叫做《闭嘴，然后等待》。这本书只有一页，上面是一张经济增长的长期图表。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复利的反直觉特性，或许是导致大多数令人失望的交易、糟糕的策略和不成功的投资尝试的罪魁祸首。
你不能责怪人们把所有的努力——学习和行动——都投入到获得最高投资回报率上。这在直觉上，似乎是致富的最佳途径。
但好的投资，并不一定非要获得最高的回报率，因为最高的回报率往往是一次性的，无法重复。它应该是获得相当不错的回报，你可以坚持下去，并且可以长期重复。这时，复利效应就会发挥作用。
而与此相反——获得无法保持的巨额回报——会导致一些悲惨的故事。我们需要在下一章中讲述它们。
好了，这一大段写下来，也不知道有没有那味儿了。总而言之，我们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时间的力量。这大概就是人类最大的弱点吧。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