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爷爷去世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突然想到一件事：我也会死。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压下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不敢跟任何人说，只是睁着眼睛，一直睡不着。

人死之后还有什么？死了就什么都消失了吗？

爷爷去世后半年，我时常想起他。渐渐确认了一件事：他真的不在了。留下的只有墓碑，和我心里说不清楚的那团东西——是思念，也是恐惧，也是对老天的埋怨。爷爷一辈子老实，凭什么说走就走？

这个问题，我带着走进了高中，走进了大学，走了很多年。

17岁，高中写周记，我把题目定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把所有关于死的疑问都写了进去，希望老师能给一个答案。老师批改后只回了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当时的我看不太懂，但隐约有些触动——原来人是可以为别人而活的。那是我第一次想到，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

22岁，大学里读到胡适的《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说，中国古人讲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最伟大的人格，立功是对社会的贡献，立言是留下思想与文学。他又说，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造出来的——高尚还是卑劣，有用还是无用，全看自己怎么活。

这番话对22岁的我是真正的解脱。原来我不必怕死。只要活得有重量，就能活在别人心里。我第一次觉得，死亡不再是一堵墙，而是一把尺——量出你这一生究竟活出了多少。

36岁，父亲出了车祸，走了。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脑子里是空的。赶到医院，看到担架上的人，我才信了。

那几天我一直在跑手续、联系亲戚、安排后事，忙得没有时间坐下来想。直到葬礼结束那天晚上，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我才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想，只是坐着。

父亲的死是突然的，没有准备，没有告别。我一直以为他还有很多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后来才知道，时间从来不等人商量。

整个家庭，超过一年都在消化这件事。那段时间我反复想起他的样子，想起他说过的一些话，有时候想着想着就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接着想下去。

40岁，84岁的奶奶中风去世。

这一次，我相对平静。奶奶身体一直硬朗，最后中风卧床几个月，让我有时间慢慢接受。她活过了平均寿命，最后几年也享了福。悲伤是有的，但不再是茫然的那种——更像是送别，而不是猝然失去。

人对死亡的感受，原来是可以学习的。

42岁，我开始陆续听到同学、同事、朋友离世的消息。有人是身体，有人是意外，大多四十岁上下，有些还有年幼的孩子。
我想，如果他们还活着，现在会在做什么？

也许在陪孩子吃饭，也许还在为某个项目熬夜，也许正计划一次还没来得及出发的旅行。他们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

这两年，我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报警。血压高、脂肪肝、睡眠差、白天没精神，视力模糊，效率低。医生说：你要改变生活方式。这句话我年轻时也听过，但那时候觉得是说给别人的。现在才听进去了。

我开始定时定量健身。我开始早睡。我开始认真对待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

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还有事想做，还有人想陪。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要继续生活。
我时常想起那些先走的人。想起他们，不是为了伤心，而是把这份思念转化成动力——他们也希望我活得更好，那我就活给他们看。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是选择，是记忆，是爱，是磨难，是DNA的传递。这些都对。

但对我来说，人生是一场与死亡的长期对话。从14岁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到现在42岁亲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我渐渐明白，死亡不是人生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底色。正因为会结束，每一天才有重量。

我的答案，还是落在那三个字：三不朽。

立德，不求伟大，至少做儿子的榜样。不做恶，多行好事。让他长大之后，想起父亲，是正面的力量，而不是需要用一生去解开的结。

立功，也许没有办法像乔布斯一样改变世界。但手上的事情做好，对身边的人有用，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这已经足够。功不在大，在于真实。

立言，这是我现在最在意的。
李录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里说：真知即是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获得真知，并以此让个人、社会、世界变得更加富足、公平、进步、美好。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

我这四十年，读了一些书，走了一些路，经历了一些事，也想通了一些事。这些如果只放在脑子里，随我一起消失，未免可惜。但如果写下来，传出去，让某个素不相识的人读到，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他——那我就还活着。

这是留给我的机会，也是我现在提笔写作的理由。

获得真知，传递真知。

这四十年，我一直在问死亡是什么。现在我有了一个暂时的答案：死亡是一个期限，提醒你在期限到来之前，把想说的话说出来。